[摘要] 破解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之忧，需要全社会做好一个阶段阵痛的准备，在逐步降低“保增长”目标的同时，地方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直接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
破解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之忧，需要全社会做好一个阶段阵痛的准备，在逐步降低“保增长”目标的同时，地方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直接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
中指研究院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300个城市共推出11.8亿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8.9%，其中住宅用地推出4.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1.3%；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近21107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2435亿元，同比增加近70%。
向市场供应的土地只增加了8.9%，土地出让收入却增加70%，土地价格上涨的速度一目了然。谁会为疯涨的土地价格最终买单？毫无疑问是所有的消费者，其中，购房者看得见的冲击较为明显。疯涨的地价会直接推高房价，而流向市场的土地相对有限，又难以保证市场持续的住房供应，这将进一步增强房价整体水平上涨的预期。同时，卖地收入的疯狂上涨，还会进一步加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致使未来房地产调控的阻力进一步增加。
事实上，政府疯狂卖地带来的隐患，远不止这些。首先，疯狂卖地会进一步加剧土地供需的矛盾，各种违法用地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直接威胁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加重我国粮食安全的忧虑；其次，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进入集中偿还期，新的政府投资项目还在不断上马，一旦疯狂卖地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债务链就可能出现断裂危机，继而酿造巨大的社会危机；最后，土地出让、房产开发是一个违规违法高发、腐败容易潜行的领域，政府疯狂卖地的过程极有可能伴随着疯狂的腐败。
批判起来比较容易，然而，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也有无奈之处：首先，住房制度全面改革20多年以来，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土地财政的格局，土地财政的格局不可能一朝改变，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能提供一种成功可行的土地财政的替代方案；其次，土地财政在历史的惯性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必须由政府来承担绝大部分改革转型成本，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最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口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依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于是进一步加剧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硬着陆，但这种依赖政府垄断资源获取超额溢价的财政模式必须改革，如果不改革，在土地资源日益枯竭的背景下，政府必然会寻求新的资源来实现超额溢价。比如矿产资源、水资源等。实际上，已经有所谓的“专家”建议“将空气资源全面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如果目前的模式不改变，在卖地收入这一个“葫芦”被按下之后，浮起任何一种资源价格疯狂上涨的“瓢”都难以排出除，推出高溢价的“空气资源税”也许就不是一个笑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会议上多次强调，政府职能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问题，有利可图的抢着做、无利可图的踢皮球，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那么，政府应该管的事究竟是什么？西方形象地将其定位为“守夜人”。政府职能的回位，实际上要求政府逐渐从市场直接参与者的身份退出来，将资源配置、绝大多数的政府投资行为交给市场，专心当好“服务员、裁判员”的角色。
但政府职能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与升迁压力之下，“保增长”会让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腾挪空间，会明知土地财政模式有问题，但依然只能“饮鸩止渴”。
因此，要破解地方政府疯狂卖地之忧，全社会都必须做好一个阶段阵痛的准备，在逐步降低“保增长”目标的同时，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出直接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并通过配套的财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在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下做好“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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